原创少女拒绝卖淫跳楼受伤，“救命钱”该由谁及时填上 ...

我叫指南针0

原标题：少女拒绝卖淫跳楼受伤，“救命钱”该由谁及时填上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文|沈彬
据媒体报道，云南昭通15岁的少女小耿，被16岁女子施某秀，50岁的钻石商务公寓承包人洪某连（女）骗到酒店卖淫。小耿不愿意，施某秀便指使15岁的陈某、18岁的男子王某绕持刀和皮带，对小耿进行威胁，强迫她一天接3个客人，不从就把她打到胳膊脱臼。

为了逃生，3月26日，小耿从酒店五楼房间窗口跳下后严重受伤，目前，正在ICU病房内抢救，每天的救治费用就要1万多元。而小耿的家庭本来就不富裕，父母为了给她筹钱治病，许多头发一夜变白。小耿的姐姐在电话里面向媒体呼吁：希望那个店老板，害我妹妹的人来付这笔医药费。
按公众朴素的正义，犯罪嫌疑人把未成年女孩祸害成这个样子，当然要出医药费，否则连人都不是。但是，法律构建的规则未必符合人们的想象。
事实上，我国刑事案件法定赔偿金一直存在标准偏低，而且要刑事结案时宣判的致命伤方可赔付。目前，没有强制让刑事案件加害人垫付医疗费的机制。
也就是说，从案发之后到刑事判决之前，被害人的医疗费用，只能由自己来筹措、支付。要求刑事犯罪嫌疑人来“垫付”医疗费用，目前没有法律的依据，侦办案件的公安机关并不能强制加害方来支付医疗费用。因为法律的缺陷，导致被害人在诉讼之前的博弈当中，明显站在了不利的一方，既受了伤，又没有好办法让对方支付医药费，只能自己和血吞下牙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[i,展开全文[/i,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既然不能要求加害人先行垫付，那么医药费能不能由公家来出，由国家来垫付呢？
事实上，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，很多加害人本身就生活窘迫，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存在，致使大量的刑事被害人（及其近亲属）“赢了官司却难以得到赔偿”，生活陷入困境。这样的正义显然是不全面的。所以，2015年，中央政法委、财政部、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旨在搭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分工协作的总框架，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救助机制。
这是一种由司法机关直接出钱，帮助刑事被告人的救助机制，可以让受害人得到最终的实质帮助，是法律之外的救助。
但是，目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，司法救助还有很大的随机性，其中启动的机制并不是十分明确，另一方面，受制于各个地方财政预算的限制，一些欠发达地区，比如本案当中的云南省地区的司法机关，可能就没有充足的司法救助预算，来给被害人垫付这笔性命攸关的医疗费。

所以，本案再次暴露了中国刑事赔偿制度的一个尴尬的地方：赔偿标准比较低，没有及时的强制支付机制，而目前作为补充机制的国家司法救济制度的渠道又不是特别通畅，救助的标准不高，以至于面对天价的ICU抢救费，国家司法救助可能也是杯水车薪。
这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，在法定刑事赔偿畸低，积极赔偿却可以酌定减刑的情况下，垫付医药费、积极赔偿可能就被异化成了“花钱买刑”。被害人明明遭到了犯罪行为的严重伤害，却因为囊中羞涩付不起治疗费用，还要向犯罪嫌疑人“求助”；而被害人拿到垫付的前提，往往是要签署“谅解书”，以帮助犯罪嫌疑人减轻刑罚，这就形成了“花钱买刑”。
可以预见的是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标准畸低，加害人不用垫付医药费的问题，若不得到解决，被害人仍会陷入被动和无奈之中，不仅性命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治，对他们理所应当的赔付也可能异化成变相的强制和胁迫，无法反映他们的真实意愿，法律的正义也会大打折扣。为了受害人的利益着想，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，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及时的解决，及时完善法律，提高赔偿标准，对于一些特殊案例加大强制救助力度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责任编辑：